在媒体商业化的潮流中，多数媒体似乎淹没在市井新闻的炒作中，社会仿佛失去了思想的旗帜，这是西方大众文化冲击下的报业现状。大众文化一旦繁衍出来，便向其他空间蔓延，在东方国家也有加速的倾向。不过，即使在美英这样流俗文化鼎盛的国家，仍然有纽约时报、每日电讯报、泰晤士报这类思想挺拔的报纸，保留着主流媒体的风姿。在我国，主流媒体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应如何保持本色，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社会理念的旗帜

不久前，读到一份某市委机关报，除了第一、二版有几则会议消息和国际新闻外，其余３个版大都是社会新闻。商业炒作、广告和明星逸事穿插其间，花边新闻占很大的比重。接着，楼市专版、汽车专版和日用品分类广告，色彩纷呈，把都市繁华的景象衬托出来。生龙活虎的版面似乎缺少最重要的东西——思想的影响力。除了会议新闻中罗列着一些政治概念外，受众既看不到有生机、有创见的时事分析，也没有启迪人们心灵的短评。这就是一个城市的主流报纸？主流和非主流媒体的界限究竟是什么？
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，有众多的报刊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发布新闻主导社会舆论，让市民每天分享必需的信息。有的提供吃穿住行的消息，有的给人们讲故事，有的专门登一些绯闻笑料。一般性媒体传播这些内容无可厚非，但如果主流媒体也仅仅把满足大众低层次的精神消费作为使命，社会意识也就没有主导方向了。

据说中国主流媒体的数量远远多于西方国家，有全国性的、地区性的，也有某个大城市的主流媒体。几家全国性报刊和央视、中央电台是“理所当然”的主流媒体，省委机关报、省台（包括电视、广播。下同）以地区主流媒体而称雄一方，地级市委机关报和地市级台也在当地参与了对受众市场的瓜分。经过新一轮报刊整顿后，这类平面媒体似乎领到了一张主流媒体的入场券：谁有“征订权”，谁就是主流媒体。

但主流媒体绝不仅仅是对受众份额的占有，更不是硬性的订阅，而是负有对受众思想的引领，以其权威性指导受众思考方向的职责。它就像一面社会理念的旗帜在民众心里高高飘扬，让人们仰慕其消息的权威和灵通，欣赏它精辟的时事分析，追随其高屋建瓴的时代召唤。这样看来，单以规模和发行量界定主流媒体，仅仅是形而上学导入的观念。主流媒体的本质、核心和标志只有一个，就是以它的思想影响力受到社会主导阶层的关注，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每天必阅的媒体。不管是它的忠实读者还是被它屡屡批评的对手，都对它张扬的理念不可割舍，每天受阅它成为一种思想追求。主流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，一方面来自受众认识现实的迫切感，另一方面来自媒体内容的驱动。它对社会动向明察秋毫的揭示不仅及时，而且切中事实的要害，让人们获悉：面对复杂的社会，知道怎样认识，朝哪里走，以及怎么走。主流媒体高举理念的旗帜，每天给受众输送最清晰、最富有反思性的资讯，让人们准确地把握生活的脉搏，构成主流媒体的内容特征。

旗帜向来有引导和启迪作用，主流媒体在发挥这一作用中构筑了权威，社会因为有名副其实的主流媒体而稳健，它的每一步发展都在这面旗帜下达到预定的目的。

高扬社会舆论的理性

对主流媒体还可以从多方面界定，比如主流媒体是政治性媒体，严肃性的媒体，导向鲜明的媒体，或供主流人群受阅的媒体，等等，但不能断定，大众化、低俗化的媒体就不谈政治，就没有一定的思想倾向和导向性。事实上，就连专登犯罪新闻的法治小报，在反映社会治安状况方面，其政治浓度并不逊色。但主流媒体最根本、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高度理性化，给人一种认识真理的力量，主导社会舆论的走向。

与此相反，大众化媒体是富有感性的媒体，热衷于报道最震撼的事件，从不漏过爆炸性新闻。但它只是把每天发生的重大事件搬到版面或荧屏上，让人们的感官得到满足，在理性上一般不花费更多的注意力。我们在大众化媒体上通常看到世界发生了什么，但很少看到它们为什么会发生。感性化使这种媒体栩栩如生，撼动心灵，但却看不出应如何面对社会问题，该采取何种应变措施。主流媒体是理性的媒体，对世界的理性观察和理性透视，贯穿对重大事件的报道。它不仅仅追求事件的感性化，而是以理性引导受众的视点，披露事实的内在倾向。报道事件仅是它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，透视事态背后的隐蔽动向，让受众看到重大事件的本质，才是它关注的焦点。这样，理性媒体使受众的头脑清醒而富有理智，最终使大众的意见趋向一致，而感性化媒体只能使人激动，让人对报道议论纷纷，甚至造成思想混乱。

社会矛盾的纠葛，人民大众的苦与乐，国家执政者的决策与管理，构成错综复杂的社会事物，随时可能产生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。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的守望者，时刻洞察时势的演变，真实地揭示社会的症结，以高度理性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相。毫无疑问，主流媒体是对人民负责的媒体，它回答人民提出的种种难题，把政府的执政行为带入大众的视野。没有理性的报道，不能区分社会中的是非丑恶、良善正误，既不能回应人民的呼声，也无法为政府的管理提供冷静的思考。

同主流媒体的理性化相反，“唯美主义”媒体总是追求自我目的的极端化，以抛售美丽动听的概念为特征。媒体的理性化是对事实的精深透视，在翔实地报道事件时，以客观立场对事件作出准确的解释。越是在重大或突发事件面前，主流媒体应越加严肃地剖析事件的利害，冷静而明智地引导社会舆论，不参与社会热点的炒作。主流媒体高举的也是客观报道的大旗，但它善于以观察家的身份向受众说话，以“三贴近”的原则拉近同受众的距离，把事件展示给人们，越是敏感、引起人们疑虑的事件，越要坦率、真诚地告诉受众，然后揭示这一事件的内幕和可能发生的异变，而不是孤立地诉说概念。

主流媒体始终主导着社会的话语权，履行社会警世者的责任。在社会总体架构中，人类以经济活动维系生存，以政治框架制定社会规则，而新闻媒体则让人们感知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最新动向，预告社会可能突发的事变，防范社会危机的出现。新闻媒体这种警世明人的使命，被一些小报异化为“耸人听闻”，而主流媒体则把它视为“议程设置”。主流媒体为大众掌管着话语权，不断设置社会讨论的话题，对现实遇到的问题作出及时而深刻的判断。媒体权威来自正确的话语，话语砌起了媒介权威的高塔，这正是主流媒体的基本特征。没有自己的思想，没有独到的见解，没有对事件及时而客观的报道，主流媒体也就失去了话语的权威，丧失了主导社会舆论的职能。

谁是主流媒体的受众

主流媒体是谁的媒体？它的受众由哪些人构成？如果主流媒体连自己的受众都辨别不清，它的理性落点就失去了目标。无庸质疑，大众化媒体面向大众的诉求，在内容上为各类人群提供兴趣的“平均值”。在大众结构中，工人、农民和青年学生占有５０％的比重，占有４０％比重的小商人和退休人员也有大众的本色，但他们中不少人在思想上基本是个赋闲者，较少关注政治和经济的理性。这类人接触媒体大都为了消遣，为适合这部分人群的需求，报道生活消息、娱乐性新闻及其他喜闻乐见的话题，成为大众化媒体的主打内容。大众媒体存在的价值，就在于满足人们的好奇感和休闲的需要。

主流媒体作为社会的旗帜，自然不是直接面向大众的，而是为社会主导人群提供信息和思想服务。社会主导群体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，他们制定和贯彻社会政策，为社会的变革提供科学的依据。这些群体分布在各个层次，作为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，是一些富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。在美国，纽约时报读者群是白宫官员、各党派政客和知识精英，正是这些人决定美国的政治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和国策，他们必须从纽约时报这类被称为“高级”报纸中了解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和对这些事件的评论。一些大企业的总经理和董事长为了驾御市场的变化，必须了解政治和经济动向，也常常成为纽约时报的热心读者。

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和美国有所不同。中国是社会组织严密的国家，每个人都在组织中生活。工人、农民作为人民的主体是以大众身份出现的，基层领导者成为他们中活跃的群体，几千万基层和高层干部及知识阶层构成了社会主流人群。他们是工人、农民的组成部分，按现行理论，他们作为基本群众的优秀代表，程度不等地决定国家的命运，主导社会的发展。主流媒体为这些人提供社会动态，分析重大事件，反映人民的呼声和要求，指导他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。许多企业家也成为主流人群的一部分，也从主流媒体上了解国家的政策、经济发展和国内外市场动向。因此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我国的主流媒体是工作性媒体、社会导向性媒体，它们的服务对象是各社会组织的管理层、广大知识分子和群众中关心国家命运的积极分子。

有些人认为，我国已经涌现出一个中产阶层，主宰了今天社会的发展。主流媒体要为这些人服务，符合这类人的口味。中产阶层受阅的媒体，才是名副其实的主流媒体。事实上，这类身居豪宅、行有名车的富人已经脱离了中国今天主流人群的现状，只是一种高消费群体。不能把高消费群体误认为社会的主流人群，因为他们并不决定人民的要求和满足这种要求，更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，与此相反，他们正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。颠倒了社会动力结构的逻辑，就把社会主导力量视为无足轻重了。比如说，决定科技生产力发展、从而直接推动生产力进步的知识界，绝大多数人收入仍然偏低，并没有进入中产阶层，但他们是主流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高收入群体，包括那些拥有亿万财富的私营企业家、金融食利者和富有的商贩，虽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，但并不能决定中国今天社会的发展方向。当绝大多数人处于低收入或刚刚进入小康边缘时，代表工农大众要求的主流人群制定和推行社会政策，要求主流媒体正确宣传这些政策，并对大众赋有思想教育的职责。

不可否认，为高消费群体服务的媒体早已陆续出现，为满足他们经营、社交和高消费的需要，这类媒体的广告收益已相当可观，但他们在政治、思想领域的影响始终是微弱的。为了给这些人提供高级享受，很多媒体投向了金玉满堂的时尚，频道或版面包装也不断上档次。对这种分众化的媒介，称呼“高端媒体”，也许更为合适。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